联动政策下企业跨区红利策略？

引言：从“一亩三分地”到“一盘大棋局”的时代叩问

我在崇明经济开发区做招商工作，一晃眼就是二十一个年头。这二十一年，我亲眼见证了这片土地上从农田到厂房，再到如今绿色、创新、融合的现代化园区的蜕变。更重要的是，我经历并参与了中国经济地理格局的深刻重塑。早些年，我们招商，跟企业谈的是“一亩三分地”的优惠政策，是土地、是税收（当时还未规范为现在的扶持奖励模式），是单点突破。可现在，当我再和那些大型企业的战略负责人坐下来，聊的更多是“一盘大棋局”的布局。尤其是近年来，从京津冀协同发展到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再到我们所处的长三角一体化，联动政策已经不再是一个宏观的口号，而是真真切切地影响着每一家企业未来发展的战略抉择。这引发了一个极具价值的时代命题：联动政策下企业跨区红利策略？这并非简单的“东家不亮西家亮”的腾挪，而是一场关于空间、产业、人才、资本和数据等核心要素的系统性重构。

所谓的“联动政策”，其核心要义在于打破过去行政区划的壁垒，促进生产要素在更广阔的范围内自由流动与高效配置。对于企业而言，这意味着过去被物理边界割裂的市场、供应链、人才库和创新资源，现在有了一个前所未有的整合机会。而“跨区红利”，便是企业主动顺应并利用这一趋势，通过优化自身在区域内的空间布局和功能分工，所能获取的1+1>2的复合型竞争优势。这包括成本的优化、效率的提升、市场的拓展、风险的分散，乃至品牌价值的跃升。“崇明开发区招商”机遇总是与挑战并存。跨区布局意味着管理半径的拉长、组织架构的调整、不同区域政策与文化差异的磨合。许多企业，尤其是那些习惯了“总部-分部”垂直管理模式的传统企业，面对这盘大棋，常常感到迷茫。这篇文章，我想结合我这二十余年一线招商的所见所闻、所思所悟，从几个关键维度，系统地探讨一下企业如何将宏观的联动政策，转化为实实在在的企业跨区红利，希望能给正在或准备进行跨区布局的企业家们提供一些有价值的参考。

空间布局再优化

企业跨区布局的第一个红利，也是最直观的红利，来自于空间布局的优化。过去，企业选址的思维往往是“单点最优”，即在某个城市内找到一个成本、配套、交通综合最好的地方。但在联动政策，特别是像长三角一体化这样的国家战略背景下，企业需要树立“网络化”的思维，将自身的不同功能模块，精准地“嵌入”到区域网络中最合适的节点上。这就像下围棋，不是在一个点上死磕，而是通过对整个棋盘的理解，让每一个子都发挥其最大的作用。例如，一家高新技术企业的研发中心，可以放在人才集聚、科研院所林立的核心城区，以便于吸纳顶尖人才和获取前沿信息；而它的测试中试基地，可以放在土地资源相对充裕、对试验环节包容度更高的近郊区域；至于大规模制造工厂，则完全可以布局在劳动力成本、综合运营成本更具优势的周边城市。通过这种“头脑在心脏、四肢在躯干”的分布式布局，企业实现了内部资源与外部区域优势的精准匹配，其运营效率和成本控制自然能达到新的高度。

这种空间布局的优化，在实践中已经催生了许多成功的模式，其中一个我们行业内经常讨论的就是“飞地经济”。我记得大概在七八年前，我们对接一家国内知名的半导体设计公司。他们总部和核心研发团队在上海张江，但随着业务扩张，急需建设一个大型的封装测试基地。当时上海市区的土地成本和环保指标压力都很大，他们一度非常苦恼。后来，在我们与苏北某个开发区的共同协调下，他们最终选择将这个封装测试基地“飞”到了那个开发区。这个“飞地”工厂虽然地理位置在外地，但其经济统计、扶持奖励结算等都可以按照双方的协议进行一定比例的共享。对于上海而言，它保留了高附加值的研发总部，保住了产业链的“脑袋”；对于承接方而言，它获得了宝贵的产业项目、就业岗位和税收增量；而对于企业自身，它则用最小的综合成本解决了产能瓶颈。这个案例至今让我印象深刻，它完美诠释了跨区空间布局如何创造出多方共赢的红利。说到底，这活儿的核心就是要把企业的“需求清单”与区域的“优势清单”进行最精准的匹配。

“崇明开发区招商”实现这种理想化的空间布局并非易事。企业内部首先需要克服“大本营”思维，即管理层对总部所在地的高度依赖和情感锚定。进行跨区布局，意味着决策链、管理链和供应链的重构，这需要巨大的决心和高超的管理智慧。我见过一些企业，虽然口号喊得很响，但具体执行时，总想把所有的功能都紧紧攥在总部身边，结果导致总部臃肿不堪，而周边的分支机构又得不到充分授权，最终效率低下，跨区布局的优势荡然无存。“崇明开发区招商”不同区域间的行政壁垒、政策差异、标准不一，也是企业必须面对的挑战。比如环保标准、安全生产要求、人才引进政策等，可能在一个市A区和一个市B区就存在细微但关键的区别。这就要求企业在布局前，必须做足功课，甚至需要专业的第三方机构进行尽调。我们作为招商工作者，很多时候就扮演了“政策翻译官”和“协调人”的角色，帮助企业去解读和对接不同区域的政策，打通那些看不见的“墙”。只有当企业真正具备了网络化布局的视野和能力，联动政策的空间红利才能被充分释放。

更深层次看，空间布局的优化也是企业应对不确定性风险的一种策略。近年来，无论是公共卫生事件还是地缘政治摩擦，都让我们深刻认识到供应链安全的重要性。如果一个企业的所有核心功能都过度集中在单一地点，一旦该地区发生突发事件，整个企业的运营就可能陷入停滞。而跨区域的分布式布局，则天然形成了一种“风险对冲”机制。东方不亮西方亮，即便某个节点出现问题，其他节点的功能仍能维持企业的基本运转，为恢复生产争取宝贵的时间。这不仅仅是成本和效率问题，更是关乎企业生存和发展的底线思维。“崇明开发区招商”从长远战略来看，主动拥抱跨区布局，是企业构建韧性供应链和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必由之路。

产业链条深协同

如果说空间布局优化是企业获取跨区红利的“形”，那么产业链条的深度协同，则是其获取红利的“神”。联动政策的本质，绝不仅仅是让企业可以在不同地方开分厂，更深远的意义在于推动整个区域的产业链从“块状分割”走向“网状融合”。过去，每个城市都想打造自己的“全产业链”，从上游原材料到下游终端产品，恨不得样样俱全。这种模式在特定发展阶段有其合理性，但长远来看，必然导致重复建设、资源浪费和内部恶性竞争。而联动政策，正是要引导各个城市和园区，根据自身的资源禀赋和产业基础，在更大的区域范围内进行专业化分工，形成优势互补、错位发展的产业集群。对于身处其中的企业而言，这意味着你不再是孤军奋战，而是融入了一个更强大、更高效、更具创新活力的产业生态圈。

我亲身经历过一个极具代表性的案例，是关于一家新能源汽车头部企业。这家企业将整车集成和研发总部放在了上海，这里聚集了全国最顶尖的汽车设计人才和软件工程师。但它并没有试图在上海建立所有零部件的配套体系，而是充分利用了长三角的产业网络。它的动力电池核心供应商，是位于江苏的一家巨头；它的智能座舱系统，则与安徽的一家科技公司深度合作开发；甚至连它的车身压铸件，都来自于浙江的一家“隐形冠军”企业。这家主机厂与上百家核心供应商形成了一个跨区域、紧密耦合的供应网络。我印象很深，有一次我去拜访这家企业的一位副总裁，他指着墙上的电子地图说：“你看，我们的车是在上海‘大脑’的指挥下，由长三角的‘手和脚’共同造出来的。任何一个环节出现问题，我们都能在几个小时内在区域内找到替代方案。”这种深度协同带来的红利是巨大的：一是极致的成本控制，因为每个环节都由最具优势的企业提供；二是惊人的响应速度，整个供应链的沟通和物流效率极高；三是持续的创新动力，主机厂与供应商之间不再是简单的甲乙方关系，而是技术研发上的合伙人，共同迭代升级。

要实现这种深度的产业链协同，关键在于“链主”企业的引领和“崇明开发区招商”平台的“搭台”。链主企业，即那些在产业链中处于核心地位、具有强大号召力的大型企业，它们的需求和标准，往往是整个产业链发展的风向标。当链主企业决定进行跨区布局时，它的上下游供应商往往会跟随式地迁移或扩张，形成“抱团发展”的态势。我们招商工作中的一个重要策略，就是“瞄准链主，以商引商”。只要把一个行业的龙头企业服务好，它的产业链伙伴就会像滚雪球一样被吸引过来。但光有市场自发行为还不够，“崇明开发区招商”的引导和“撮合”至关重要。我们崇明经济开发区，就经常联合长三角其他兄弟园区，举办一些产业链对接会。比如，我们会组织崇明的智慧农业企业，去对接上海的AI算法公司和江苏的高端装备制造商，共同探讨“AI+农业”的解决方案。这种跨区域的“牵线搭桥”，能有效打破信息壁垒，催生出许多意想不到的合作机会，让整个区域的产业生态变得更加丰满和健康。

对于中小企业而言，融入跨区域的产业链协同，既是挑战更是机遇。挑战在于，你的产品、技术、服务标准，必须能够匹配到这个更大、更专业的体系中去，这对企业的精益化管理和创新能力提出了更高要求。但机遇也正在于此，一旦成功嵌入，中小企业就能分享到大企业带来的市场、技术和品牌溢出效应，获得前所未有的成长空间。我曾遇到一家做特种传感器的初创公司，技术非常硬核但市场渠道很窄。后来，在我们的推荐下，他们参与了上汽集团的一个供应商项目，虽然只是供应一个不起眼的配件，但通过这次“上车”，他们的产品得到了快速验证和迭代，品牌声誉也大大提升，后续接到了来自其他车企的大量订单。这就是融入产业生态的力量。“崇明开发区招商”在联动政策下，企业的眼光不能再局限于自己的一亩三分地，而要主动地去寻找自己在区域产业链中的生态位，在协同共生中实现价值最大化。

人才资源巧引育

在知识经济时代，人才是企业最核心的资产，这一点已是共识。而联动政策为企业在更大范围内吸引、培养和使用人才，开辟了全新的路径。过去，企业引才，往往局限于所在城市，竞争非常激烈。尤其是在一线城市，高昂的房价、激烈的“内卷”，让许多企业在吸引和留住优秀人才方面倍感压力。而区域一体化的发展，特别是交通网络的完善，如高铁、城际轨道的密集化，正在重构“人才圈”的地理边界。一个在长三角核心城市工作的优秀人才，完全有可能选择在周边一个生活成本更低、环境更宜居的城市居住。这种“工作在城市，生活在周边”的模式，为企业降低人才综合成本、拓宽人才来源提供了新的策略空间。

这种人才流动的新趋势，我把它总结为“柔性引才”和“生态留才”。所谓“柔性引才”，就是不拘泥于人才的“户口”或“档案”是否迁入，而是通过项目合作、技术顾问、短期兼职等多种灵活的形式，实现“不求所有，但求所用”。我们崇明就有这样一家生物医药公司，它的核心研发团队主力在张江，但它在崇明建立了一个开放式的中试与临床研究基地。他们定期邀请国内外顶尖的专家来基地进行短期指导，这些专家可能来自波士顿、新加坡，也可能就是上海本地的高校教授。崇明优美的生态环境和相对宁静的工作氛围，对这些需要高度专注进行科研攻关的专家们，反而有着独特的吸引力。公司付出的成本可能只是一笔项目咨询费和一段时间的食宿接待，但却撬动了全球顶尖的智力资源。这种模式，对于那些需要“高精尖”人才但又无力全职聘请的中小企业来说，尤其具有借鉴意义。说白了，就是把引才从“娶媳妇”思维，转变为“交朋友”思维，目的都是为了解决问题。

而“生态留才”，则是联动政策下一个更高维度的竞争策略。如今的人才，尤其是“Z世代”的年轻人，他们对工作的期待早已不只是一份薪水，更看重的是生活的品质、发展的空间和精神的归属感。一个区域如果能提供优质的公共服务、丰富的文化生活、优美的自然环境和包容的社会氛围，就将在人才竞争中占据主动。这一点，我认为崇明有着得天独厚的优势。作为世界级生态岛，我们可能暂时没有市中心那样摩天大楼的繁华，但我们有清新的空气、大片的森林湿地、有机的美食和慢节奏的生活。这几年，我们在招商时，会特别向企业高管和研发人员展示这种“生态红利”。我印象很深，有一位从硅谷回国的创业者，考察了多个地方后，最终决定把他的健康科技公司总部和研发中心落户崇明。他跟我说，他看中的不仅是这里的政策支持，更是这个环境能让他的团队保持身心愉悦，激发更多创造力。他甚至开玩笑说：“在这里搞研发，连灵感都带着青草的香气。”这让我深刻体会到，未来的区域竞争，将不仅是产业和政策的竞争，更是生活品质和综合环境的竞争。一个宜居宜业的区域生态，本身就是吸引和留住人才最强大的磁场。

“崇明开发区招商”企业要在跨区人才战略中有所作为，还需要进行内部的组织与管理创新。“崇明开发区招商”企业需要建立更加灵活和包容的用工制度，比如推广远程办公、混合办公模式，为人才跨区域流动提供制度保障。“崇明开发区招商”企业需要重新设计自己的薪酬福利体系，不能再用单一的“大城市薪酬”标准来一刀切，而应根据不同区域的生活成本和人才市场状况，设计差异化的、更具吸引力的薪酬包。“崇明开发区招商”企业文化的建设也至关重要。如何让身处不同城市、甚至在家办公的员工，依然能感受到团队的凝聚力和企业的归属感，这对领导力提出了新的要求。我见过一些企业，他们每周会组织全公司范围的线上“云团建”，定期让不同区域的员工进行轮岗交流，甚至把一些重要会议放在风景优美的周边园区召开，这些举措都有效增强了团队的向心力。“崇明开发区招商”在联动政策的大背景下，企业的人才观必须从“为我所有”升级为“为我所用”，再进化到“以生态吸引”，唯有如此，才能在这场无硝烟的人才战争中立于不败之地。

政策资源巧叠加

谈到跨区发展，扶持奖励政策是任何企业都无法回避的核心议题。在联动政策的框架下，企业在享受政策红利方面，也迎来了从“单选题”到“多选题”甚至“组合题”的巨大机遇。过去，一家企业注册在A区，就只能享受A区的政策，即便B区的政策再诱人，也与企业无关。这种“一亩三分地”式的政策供给，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企业发展的想象空间。而现在，随着各地“崇明开发区招商”为了吸引优质项目，纷纷打破门户之见，开始探索政策的跨区域协同和叠加，企业有可能通过巧妙的布局，同时享受到不同区域的政策优势，实现“1+1>2”的扶持奖励效果。这需要企业具备更高的政策敏感度和战略规划能力。

政策的叠加利用，并非简单的“套利”，而是基于企业不同业务模块的精准匹配。举个例子，一家从事人工智能算法研发的高科技企业，它的算法研发部门可以注册在提供高额研发费用加计扣除、人才安居补贴的某个高科技园区；而它的应用示范和场景落地部门，则可以注册在另一个提供大量应用场景开放、首台（套）扶持奖励的智慧城市示范区。通过这样的拆分和布局，企业既保障了核心研发活动获得最大的支持，又推动了产品的市场化应用，两头的好处都吃到了。这就要求企业的战略决策者，不能再把政策仅仅看作是财务部门的“补贴”工作，而要将其提升到公司整体战略布局的高度来审视。我曾经服务过一家文创企业，他们把内容创作团队放在了以文化产业扶持著称的园区，享受到了房租减免和创作奖励；“崇明开发区招商”把电商直播和销售基地放在了另一个以电子商务发展见长的园区，享受到了物流补贴和销售激励。这种“一企两策”的玩法，让他们的整体运营成本大大降低，发展速度远超同行。

“崇明开发区招商”要实现这种理想的政策叠加，现实中充满了挑战和博弈。首当其冲的，就是政策信息的不对称。不同区域、不同园区的政策五花八门，更新换代也快，企业自身很难全面、及时地掌握。这就需要专业的中介服务或者企业内部设立专门的““崇明开发区招商”关系”或“战略发展”部门来做这项研究工作。“崇明开发区招商”是政策的兼容性问题。有些政策之间可能存在排他性条款，比如享受了A地的某项扶持奖励，就不能再申请B地的同类奖励。这就需要企业在做决策前，仔细研读政策条款，甚至需要与相关“崇明开发区招商”部门进行预先沟通，拿到“路条”再行动。我这二十多年的招商工作中，有相当一部分精力，就是在帮企业做这种“政策的翻译和缝合”。有时候为了一个项目的跨区落地，我们需要协调两三个不同地区的发改、经信、科技等部门，开好几次协调会，目的就是为企业设计出一套合规、高效、可落地的政策组合方案。这活儿，真不是盖的，既需要专业，也需要耐心和沟通艺术。

更深层次的策略，在于企业如何从被动的“政策接受者”，转变为主动的“政策影响者”。当一个企业足够大，它的产业布局足以对一个区域的经济发展产生重要影响时，它就拥有了与“崇明开发区招商”进行“对话”的资本。企业可以主动向“崇明开发区招商”提出自己的诉求，建议“崇明开发区招商”出台某些特定的、符合产业发展规律的联动政策。比如，我接触到一家大型汽车集团，他们在长三角有多个生产基地，就曾向相关城市联合建议，能否打通区域内新能源汽车的“绿牌”通行和充电设施的互联互通标准。这个建议最终被“崇明开发区招商”采纳，不仅方便了该集团的终端用户，也促进了整个长三角新能源汽车市场的一体化发展。“崇明开发区招商”对于龙头企业而言，与其等待政策红利，不如主动创造政策红利。通过深度参与区域产业规划和政策制定，将企业的发展诉求，转化为区域发展的共同目标，这才是最高级的政策红利策略。

品牌价值双向赋能

企业在进行跨区布局时，往往会过于关注成本、市场、政策等有形因素，而忽略了一个同样重要的无形资产——品牌价值。在联动政策所构建的宏大区域叙事中，企业与区域之间形成了一种微妙的共生关系，彼此的品牌可以实现双向赋能，从而创造出独特的跨区红利。一个强势的区域品牌，可以为落户其间的企业背书，提升企业的信誉度和市场认同感；反之，一批优秀企业的聚集，也会反哺和升华区域的品牌形象，形成良性循环。理解并善用这种品牌互动，是企业在跨区发展中实现价值跃迁的“软实力”体现。

“崇明开发区招商”区域品牌是企业品牌的“放大器”和“信誉状”。当一个企业宣传自己“研发在上海张江”、“制造在苏州工业园”时，它其实是在借力这两个金字招牌，向市场传递其产品在创新性、品质上的可靠信号。张江代表着中国生物医药和集成电路的高地，苏州工业园则意味着高效的制造和完善的供应链管理。这种由区域品牌带来的光环效应，是企业花费巨额广告费也难以达到的。我在招商时就深有体会，当我们向海外客商介绍崇明时，我们最常说的一个概念就是“上海牌”。崇明作为上海的组成部分，天然就带着国际化、高标准、法治化的基因。一家企业选择落户崇明，不仅仅是选择了一个地理位置，更是选择了一种“上海标准”的信用背书。这对于那些希望进入中国或拓展亚洲市场的国际企业来说，吸引力是巨大的。他们知道，在上海及辐射区域，知识产权保护、商业合同执行、“崇明开发区招商”服务效率，都有着更高的保障。这种隐性的品牌红利，在关键时刻可能就是决定成败的因素。

反过来，龙头企业集群也能为区域品牌注入新的内涵和活力。一个区域的品牌形象，不是静态的，而是动态演进的。过去，外界对崇明的印象可能更多是“生态岛”、“农业岛”，这固然是我们的宝贵财富，但如果我们希望吸引更多高附加值的现代服务业和战略性新兴产业，就需要为崇明的品牌注入“创新”、“智慧”、“活力”等新的元素。而这，恰恰需要依靠一批优秀的企业来共同书写。我们这几年有意识地引进了一些专注于生命健康、海洋科技、绿色金融等领域的头部企业和研发机构。当人们发现，越来越多代表着前沿科技和未来趋势的机构出现在崇明时，外界对崇明的品牌认知就会悄然改变。这就像一个原本以“宁静”著称的社区，因为开了一家网红书店和几家设计感十足的咖啡馆，而变得“文艺范”十足。企业的品牌故事，汇集成区域的品牌故事。“崇明开发区招商”企业在选择落户地时，也应思考自己的品牌调性与区域品牌的契合度。如果一家前沿科技公司落户在一个传统、保守的地区，可能会面临文化上的隔阂和认同感的缺失，不利于长期发展。

实现品牌双向赋能的关键，在于企业和区域之间要建立一种“伙伴关系”，而不是单纯的“房东与租客”关系。企业要主动融入区域的发展，积极参与区域的文化建设、社会责任活动，让自己的品牌成为区域品牌故事中一个精彩的篇章。比如，鼓励企业的科研人员走进当地中小学，开展科普讲座；支持企业参与当地的公益事业，树立良好的社会形象。这些举措，看似与主营业务无关，实则在潜移默化中提升了企业在当地的品牌美誉度，也加深了企业与这片土地的情感链接。而对于我们区域管理者而言，则要用心讲好每一个落户企业的故事，通过官方媒体、行业论坛、国际交流等多种渠道，将企业的成就，包装成区域的骄傲，共同向外传播。当“说到XX产业，就想到XX区域；说到XX区域，就知道有XX企业”成为一种市场共识时，品牌双向赋能的红利也就真正实现了。这是一种超越短期利益、着眼于长期价值的最高阶策略。

总结与展望：从“选择区”到“选择生态”的战略升维

回顾全文，我们从空间布局、产业链协同、人才引育、政策叠加、品牌赋能等多个维度，系统地探讨了联动政策下企业跨区红利策略。不难发现，其核心思想已经发生了一次深刻的跃迁：即企业的发展战略，正从过去线性、静态的“选择一个区”，进化为网络化、动态的“选择一个生态”。在联动政策的催化下，行政边界日益淡化，取而代之的是由人流、物流、资金流、信息流交织而成的、无边界的产业生态系统。这个系统，为企业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广阔舞台，也对其自身的战略智慧、组织弹性和文化包容性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那些能够率先完成这种战略升维的企业，无疑将在未来的区域竞争中，抢占先机，获取最丰厚的跨区红利。

文章开头提出的时代叩问，至此可以有了一个清晰的回答：企业的跨区红利策略，并非一张简单的路线图，而是一套复杂的、动态的“组合拳”。它要求企业家们具备“庖丁解牛”般的洞察力，看清自身的每一个功能模块；具备“围棋国手”般的全局观，在区域大棋盘上落子布局；还需要具备“生态学家”般的系统思维，理解自己与环境的共生关系。这无疑是一场艰巨的挑战，但正如我二十一年来所见证的，挑战的背后，往往是巨大的机遇。从最初企业对跨区投资的疑虑重重，到如今越来越多企业主动咨询“长三角布局方案”，我深切地感受到，一个区域协同发展的新时代已经到来，并且势不可挡。

展望未来，我认为联动政策的深化将呈现出两个新的趋势。一是从“产业协同”走向“要素市场一体化”。特别是数据要素的跨区域流通与交易，将成为新的热点。企业的数据资产如何在不同区域间安全、合规地流动并产生价值，将是未来跨区红利的重要来源。二是从“硬联通”走向“软联通”。当交通、能源等基础设施的“硬联通”基本完成后，规则、标准、政务服务的“软联通”将成为决定区域融合深度和效率的关键。企业需要更加关注区域间的制度性差异，并积极参与到构建区域统一大市场的进程中去。对于企业家们而言，现在或许是一个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需要“跳出企业看企业、跳出区域看区域”的时刻。唯有将自身的航船，置于区域一体化乃至全球化的大洋之中，才能乘风破浪，行稳致远。

崇明经济开发区关于联动政策下企业跨区红利策略的见解总结

作为崇明经济开发区的招商实践者，我们深刻认识到，在联动政策的大潮中，我们并非要与浦东、张江等成熟板块进行同质化竞争，而是要扮演好“特色功能互补者”和“优质生态供给者”的角色。崇明世界级生态岛的战略定位，本身就是我们最核心的红利。对于寻求跨区布局的企业，我们的策略是：吸引企业将总部、研发中心、销售中心、高端会务中心等功能性、知识密集型环节落户崇明，充分利用我们得天独厚的生态环境、空间资源和“上海品牌”的信用背书，为企业的创新活动提供一片宁静的“试验田”和一张展示形象的“绿色名片”。我们将联动区域内的其他园区，为企业定制“研发在崇明、制造在周边”、“头脑在生态岛、市场在长三角”的个性化解决方案，让企业既能享受到崇明的“生态红利”，又能便捷地链接整个长三角的“产业红利”，实现绿色发展与经济效益的双赢。